伸手摘星，即使摘不到星星，也不至于两手泥污。人确实是需要理想的。有梦想的人是自信的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敢于藐视潮流，敢于孤身前行。
这一年特别有紧迫感。四十岁以后，我就觉得时日不多了，每一天都很宝贵。
昨天和鲁鲁聊天，我说到年轻的时候，那真是壮怀激烈。其实并不知道路在何方，写了无数的东西，投了无数个杂志，收到无数的退稿信——有退稿信还算好的，更多的是石沉大海，根本冒不起一个泡——还是痴心不改地写。周围也没有多少写作的人，不像现在，网上还可以交流。拿稿子去给一些朋友看，也看不出个名堂，表扬和批评都不得要领。我就自己闷着头写，得不到鼓励，也看不到希望。
唯一的例外有两个。一个是向义光，她是四川作协的，当时在编杂志。她很认真地看完了我的稿子，肯定了我的才华。那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编辑的肯定，何况还是一位不一般的编辑。她毕业于当时很有名气的北大作家班，有一些很不错的作品。后来向义光遇到一些事，内心遭到重创，终于崩溃，跳火车自杀。知道她去世的消息，我大哭一场。我们有过许多的交往，甚至我现在用的这个笔名“鲁稚”，也是她帮我敲定的。但我从来没有写过纪念她的文章，仿佛是一个太沉重的东西，压在那里，自己都不愿意去碰，就这样慢慢习惯它的沉默。
另一个人是何力平老师。他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，当年我认识他时他好像还不是教授，但很有才华。他一直在做一组“鬼系列”的雕塑，我当时也正好在写“死亡”，我们就经常讨论一些问题。有一次，他忽然说：“你应该把文学当成一个事业，不要认为诺贝尔奖高不可攀，你就是要把它作为目标，没有什么人是天生应该得到它的，你就是追求那个目标的人之一。”我当时并没有吓一跳，而是觉得很庄严。此后我写了一些所谓“纯文学”的东西，四处投稿，谁也不要。又过了几年，在《萌芽》和《上海文学》上发了几篇。当时这两个刊物还是国内新锐的文学刊物，影响力很大。我那时也算是圈内人了，发个东西也不算太稀奇。倒是圈里其他人有点稀奇，大概觉得我那些文字不像一般文学女青年所写的。诗人魏志远对我说：“你的东西气很足啊！”魏志远比较清高，不太轻易表扬人，我在《星星》时和他一个办公室，天天碰面，都是不冷不热的。从那以后，他仿佛才对我正眼相看。
还是说何力平老师。国庆节他的一个老乡来我这里玩，说到何老师，说他现在怎么怎么样，总之很牛、很风光。
有必然性。他一直野心勃勃，当年从一个偏远县城的锅炉工的岗位考上美术学院，后来又考研究生，又留校，又做了很多事，每一步都在风口浪尖上，每一步都走得精彩。现在重温他的话，我又激动起来了。
伸手摘星，即使摘不到星星，也不至于两手泥污。人确实是需要理想的。
算起来，我从18岁发表第一篇散文，24岁出版第一本寓言集，到现在，出版的书是12本，走过的时间是23年。
昨天我对鲁鲁说，在你这么小，在你才9岁的时候，你可能理解不了什么是理想、什么是人生道路，但是在我这个年龄，已经能看清了。
生命就是那样温暖而坚硬地存在着，我就是存在于这样的生命之中，我与生命、我与时间，相互裹挟着，往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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